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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之后高举新文学大旗的卫士-人物访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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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9-27 11:53:0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本报记者肖煜
  见到杨振喜老师的时候,他刚刚参加完“孙犁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”从北京赶回来。作为研究孙犁先生的犁苑专家,杨振喜今年格外忙碌,他说,今年五月十五日(旧历四月初六)是孙犁先生的百岁诞辰,各个地方都在庆祝,召开各式各样的会议。这不是“放虚火”、“走过场”。像他这样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作家,战时没有混上“一匹马”,胜利年代没有“三尺应门弟子”,一个纯粹的平民作家,布衣文人,却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爱戴,发自心底的尊敬,这是为什么?一言敝之,就是他的人格魅力,他的作品价值和影响“说话”。
孙犁的作品很少跟风,赶浪头
  记者:您说过,五四以来,学习鲁迅最好、最得其真传的,也就是孙犁了,为什么这么说呢?
  杨振喜:我在几篇文章中,都表述过这一观点。其实,不止是我,凡是接触现代文学史较多的人,特别是那些对五四新文学探视有深度和广度的学者,那些把现、当代文学“打通”的人,都会不约而同地认识到,我国五四新文学,尤其是小说创作,只有到了鲁迅手里,才形成一个独立的、既有别于(中国)古代,又别于外国(欧洲的)(小说)新的“文体”,并稳健地将其固定下来。这就是说,我们的新小说,经过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家们的合力创造,才有了辉煌的五四文学传统。这一传统的最大特点,一是为人生的主题,二是“越规别致”的艺术追求。这个传统,后来,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,或修改。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,一切服从抗战,服务抗战大目标,政治的需要,大于生命的需要。这样,自然也决定了作品的主题与内容;影响了艺术形式的选择与走向。就如,在解放区文学中,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,和孙犁的小说,它们都不错,都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倘使认真地辨识一下,赵、孙的小说,在内容上并无大的差异,都是以反映抗战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,表现那一时代农民的思想和情绪;但在艺术追求,价值取向上,他们又有明显的不同;赵树理把通俗化,作为大众化的最高目标,把民间艺术形式,看成最优良的形式,甚而以评书,曲艺\大鼓书,都看成小说努力追求的方向,实际上已走上偏至之路了;在这一点上,与五四白话小说传统相距已远。孙犁并不反对文学的大众化,但他认识是清醒的,他认为,大众化如果当成了俯就群众,迎合他们的低级趣味,无异于鲁迅所批评的“媚俗”哪种,就大错特错了,这是降低创作水准,不是真正的大众化。所以,我们现在冷静观察这一时期的小说,能恪守鲁迅开创的新文学道路,并致力于创新的,也就是孙犁。脍炙人口的《嘱咐》、《藏》、《钟》、《碑》,创作在1946年,当时,正是孙犁热衷民间文艺的年份,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几篇小说,并没有采取“民间艺术传统形式”,也不使用农民语言,它是以艺术形象取胜,以五四新小说的语言形式和技术方式,完成了他的艺术创造。另外,赵、孙两者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诠释上,一个认定“民间文艺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”;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,也只有走“民间文艺”化之路。一个则认为,“没有五四新文学,就不会有文学的今天”,是“鲁迅等人开辟了中国新文艺的新天地”,而鲁迅的小说,就是“典范”,“杰品”,赓续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,再加上外国小说的“良规”,进行创新的大师。“有了一个大师,就会带动一个时代”。孙犁在那种情势下,对五四新文学能作如此鲜明、准确的判断,既是思想力量的表现,也是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扬。因此,说他是鲁迅之后高举新文学大旗的卫士,毫不夸张。
  记者:有人拿孙犁和汪曾祺、沈从文比较,他们的文章都属于不在政治中心,描写了某一地域,乡土审美、语言与韵味上都属于很冲淡的那种,您觉得这个比较恰当吗?
  杨振喜:实在抱歉,我对汪曾祺、沈从文的作品阅读不多,也没有认真研究过,所以对之进行比较,就不现实,也无话可说。孙犁似乎讲过这样的话,大家之间,大作之间,不好比较;不能说那个比那个更优秀,如:唐诗与宋词,元曲和明清小说,或谁超越了谁,不好比较,因为它们没有可比性。作家作品,以个性而存在,人各不同,所以就有不拘一格的作品,此为常识,不须多谈。至于说,孙犁的作品,“属于不在政治中心”,我真的还没感觉出来,也许,我的艺术感觉迟钝吧。“属于政治中心”的作品指的是哪些?说出来看看。如果指的是所表现的题材,政治性强,重大,那孙犁的作品都在“政治中心”,无论前期之作,还是晚年作品,都未曾偏离过“中心”;如他的《书衣文录》,有的条目,直指文革罪行,“祸国殃民,”比二次世界大战、希特勒、莫索里尼作孽还惨重。在一篇《读书记》他大骂“四人帮”,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张春桥、姚文元,这能说它不在“政治中心”吗?不止在中心,还在中心之“核心”。如果说,他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,“与众不同”,好像不够强调“政治”,其实是你误读了孙犁。因为,他有一段名言(大意是),政治不在政策文件上,会议报告里,政治就在现实生活当中,作家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,就是表现了政治。因此,他的作品很少跟风,赶浪头,多少年过去,不因时局变迁,形势的反转而作修改,仍以原来阵容,完整地再现于大众面前。这样的作家,在中国当代作家里,并不是多数。至于说他的作品格调是冲淡的,我看也未必,你看他后期的作品,有多少是属于冲淡的?很难说呀。《芸斋小说》最后的一篇名《无题》,主人公老赵,实是作者自己,在临终之前的一段心理,看似冲淡,但依旧冲淡不起来,他担心的,是到了地府那边,已经等待他多年的老伴,能不能原谅和宽恕他。因为,他一生对于她,对于这个家庭,所欠太多,太多,总之是有负于她们。所以,死到临头,他(老赵)还也合不上眼睛。这恐怕也难说是冲淡的。如果说,冲淡是一种姿态,立场,可以,但说孙犁的作品是冲淡的,很难。因为,它与社会关联度太紧,太近。冲淡不起来。
  记者:孙犁本人一直不承认“荷花淀派”,但仍旧有很多人将其奉为一代文宗。您觉得孙犁在文学上的最大的影响力在哪里?说说您对荷花淀派的理解?
  杨振喜:关于文学流派,孙犁有过两次专门的论述。一是答吴泰昌问;一是与冯健男的通信。所谈的重点、要点,归纳为:其一。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多有,但因一人而形成流派的,则史实不足;“唐诗无流派,而名家辈出;风格多样,诗坛繁荣。唐宋八大家,也是各自为战,未立门墙。五四以后,鲁迅和几位大作家,在文坛上,都是星斗悬天,风靡一代,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”;其二;流派不能长久的原因。中国人封建观念重,不习惯流派,流派易成宗派,宗派易被看成门户,而门户,对内是局限,对外是隔膜。其三、文学团体非豆荚之说。此乃鲁迅所言,孙犁深赞之。既使为豆荚,能总体一时,豆熟则荚裂,命运亦各不同。所以,流派是流动变化的,不时固定不变的。“有为之士,所关心者,为本身利益及创作前程,非必关心流派发展与前途。于己有利时,则同派而同流,于己无益时,则异派而自流。基于上述,孙犁认为,流派之事,说说可以,做起来很难,因而他既不愿领一派之首,也不做无谓的虚设。如此而已。
  孙犁不做荷派的领袖,是因为他思想淡定,头脑清醒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围绕天津日报文艺周刊,在孙犁扶植奖掖下,确实成长起几个青年作家,他们的文学参照系,就是孙犁,可是很快,反右派斗争把其中成绩突出者,连根拔掉,剩下的终也没成为“气候”,(孙犁不易学,得其神者尤难)而孙犁因病也淡出文坛,作品也很少了。所以,从根本上讲,就没有形成一个“什么派”,孙犁不予承认,也是自然的;况且,他对这个事,如前所说,已有明确的态度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有人重新提起此事,孙犁认为是,“为了热闹”,怕扫他们的兴,故且“信疑参半”,“未敢多违众议”,默然了。
  说到孙犁的影响力,一是他的人格魅力;二是他的艺术生命力,由于题目过大,几句话说不清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北,出现了铁凝、贾大山,他们与孙犁的关系,不是流派,而是影响与被影响关系。铁凝一支独秀,不单走向全国,还走向了世界。远非流派所担当的。也证明孙犁的远见性。
作为编辑,不弃无名
  记者:在你和孙犁先生的接触中,有什么记忆深刻的细节?你感受到最受教益的什么?
  杨振喜:我和孙犁最初的接触,是在1984年,当时,我在邢台地区文联《百泉》当编辑,一次出差来天津,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郑法清,是我大学同学,他正在撰写《孙犁传略》,与孙犁交往颇多。他问我:“想不想见孙犁?”。当然是求之不得,喜出望外。那次见面毫无准备,不知所求,是贸然行事。所以谈话很简短。只记得,孙犁说没有到过邢台,问:旧城墙还在不?谈到办刊物,孙犁嘱告,地方刊物,一定注意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,不能总盯着名人名家,一股劲儿向他们约稿。这种“不弃无名”的编辑思想,贯穿在孙犁一生的编辑生涯中,从最早的写给通讯员的课本,到《文艺学习》,再到《论培养》,至直《天津日报、文艺周刊》发刊词和启示等,都鲜明的、持之以恒地展示他的编辑思想。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他对校对工作的高度重视,有时,简直到了残酷苛刻的程度。1986年元月初,《文论报》编一期他的专版,它的《芸斋书简》最早在这里开始。当快要发排稿子时,孙犁突然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,内容如下;
  振喜同志:
  前由郑法清同志转上姜德明信稿一件,稿上有“蹈晦”字样,请改为“韬晦”为盼。
  另,前不久我给康迈千同志写了一张明信片,如果方便,请从他那里复制一份,与前信一兵刊出,不知你以为如何?
  如一同发,则题式为:
  芸斋书简
  一致姜德明
  二致康迈千
  专此,祝好
  孙犁十二月三日(1985年)
  你看,一位大作家,为了文章中的一个“别字”,不厌其烦地写信修改,这和现在某些名家,出卖自己的名号,作品随便由人修改,只要多开银子就成,不可同日而语。百花社新出的《孙犁文集》,为了发扬孙犁在编校上的严谨不怠的作风,使质量上乘,让老人家地下放心,在正常的编辑程序之外,又加二道审读,做到万无一失。这也是对孙犁编辑作风的最好弘扬。
  记者:孙犁的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,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时期的作品?你如何看待它不同时期的作品?
  杨振喜:我喜欢他的作品,是从他的小说开始。那时我读他的小说,就如读诗一样;诗情画意,人情美,人性美,叫人爱不释手。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半部杰作,是抗日小说的“另类”;中篇《铁木前传》,有评论家说它和《阿q正传〉一样,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两部传世经典。他的短篇,精致、隽永,是地道的短篇,深得我国传统短篇的堂奥的典范,又加赓续与光大。然而,这些作品都写于文革之前,后来,如他所说,再也没有彼时的感情与激情了,又如他所言,盛年年多佳作,小说创作多产生在青年时,散文随笔不需要过多激情,比较随意而自在,因此是一种“老年文体”。当然不能绝对,一定如此的。孙犁晚年之作,多是散文、杂文,略有小说。这里,我想强调一点,孙犁晚年之作,尤不可轻。是因为:一是他“衰年变法”,文体大变,多变,丰富和开拓了原来的文学疆域。如《耕堂读书记》、《耕堂题跋》、《书衣文录》,写作上既是对古代这类文章的发明与延展,同时也是开当代书话的先声和先河。二是耕堂散文,别具一格,独立文坛,使原来的散文格局扩大开来,不独美文一种,抒情之外,应加“理”与“趣”,语言不重华丽,而在朴实自然,哲思不外求,但有识见与思考。做到这个的不多,也只少数几人。三是《芸斋小说》,上接《世说新语》、《聊斋志异》,下联当代《话本》,于“寻根文学”中,别开新生面,创造了新的笔迹小说,在新时期文学里独树一枝,自立门户。文坛风靡,炽热至今。如果说,更偏爱哪个时代的作品,实不好回答。也许是年龄大了,现在更喜欢后者,如《芸斋小说》、《耕堂读书记》。孙犁说:“晚年无聊,侧身人海。未解超脱,沉迷古籍”,又说:“在古人面前,我们是非常惭愧的”。他是真正读懂古书的人,他对古代人的判断,是清澈见底,很有穿透力。对古人评价,没有停止在原有的认识上,泥古不化,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,多有独立的解说,有自己的是非判断。他对司马迁、班固作比较,认为,司马迁的著作(《史记》),是开创性的,是千古史学与文学的典范之作;班固之作(《汉书》),虽是杰作,也能传世,但终不能与司马迁比,一个是整体的伟大,一个是局部的不朽,不可相提并论。孙犁的说法,连一些史学家、文学家都说不出来。
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
  记者:孙犁先生那么低调,到晚年更是提出两个“远离”(政治和文坛),你是怎看待他的低调和晚年近于固执的寂寞?
  杨振喜:孙犁晚年,有本书名《澹定集》,是他人生追求的境界吧,也是低调的表示。所谓“低调”,就是人格精神的平实与自在。他不喜欢张扬,追求花红热闹,踏实作事,不求事功。中年以来,他大量阅读古书,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,特别是古代先贤们的思想,使他的思想更成熟,眼光更锐利,视界更透达。为此在精神向度上与同时代的作家区别开来。使其更像一个传统文人。所以就认为,他是个“都市里的隐士”。其实,这种看法很片面,也不合于孙犁实际。你读读他晚年的作品,它对文坛现状的关注与批评,通篇皆是,对一些弄潮人士,一路打来,多有得罪,他也顾不得这些。就在他生命终点之时,还与一个并不算年轻的“青年作家”,进行了三年多的“笔战”,也是为了维护真理与正义,使文坛健康之风盛行,但是很不如愿。按理说,孙犁是正确的,也是正当的,孙犁论战的文字,也有“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”的文脉与气势,可是,文坛一片肃静,没有一人出来,真的是寂寞文场无人问,非常不正常。如果说,此时说他是寂寞的,可也。尚说他近于“固执”就有些冤枉先生。先生的文字还在,大家不妨一读,皆可了然。
  记者:孙犁说他的作品是“中寿”(50年),但百年孙犁的纪念日有这么多的人对他的文品与人品念念不已,你觉得这是为什么?
  杨振喜: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,大家都有同感。凡是伟大的艺术,伟大的艺术家(作家),都具有一种永久的迷人的魅力或魔力,说白了,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。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专门谈过这个问题。因为太专业,这里不再谈它。
  不用在理论上说明艺术生命力了,孙犁对此讲过一格最实际的例了:虽然得过大奖的人,也不要以为定了性,成了永久性的优秀作家,别人连碰一下都不行。最好时常到书店里转转,看看架子上还有没有自己的书。接着,他提出三条标准,来判断作品的价值如何,及其永久性:
  孙犁说:读者买文学书,都是希望从生活上,多得到一些知识;从人生旅途上,多得到一些经验;既是文学,就又想从文字中得到一些享受和教益。在这三个方面,都没有可取,甚至连朴素的爱国之情,民族自尊都没有,人家花钱买你的书,又作何用?
  一是知识,二是人生经验;三是审美。思想与艺术的统一,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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